清晨，在楼下看到清洁工正拿着竹扫把清扫湿漉漉的地面。竹枝摩擦地面，唰唰唰，一下又一下，声音清脆悦耳。这不是小时候家里经常用到的叉头扫把吗？我的思绪瞬间被拉回到童年。

那时，家家户户都有这种竹扫把。砍一根楠竹，剔下枝丫，扎成一捆，底部对齐后用铁丝捆绑，再用一根两三米长的木头插进竹枝齐整的那端，一把竹扫把就做成了。因为底部的竹枝丫散开呈分叉状，所以叫作叉头扫把。

我们把叉头扫把立在屋檐下，方便随时取用。大雨过后，及时用叉头扫把扫院坝里的雨水，不然容易长青苔；农忙时节，就扫院坝里晒的苞谷、麦子、稻谷等，一扫一大堆，特别省力。

在大人眼中，叉头扫把是称手的农具，可在我们小孩子眼中，它是快乐的玩具。

夏天，我们捉蜻蜓玩，经常用到叉头扫把。红头、黑头、黄头的蜻蜓在荷田里翩飞时，我们只能干瞪眼。它们偶尔也会飞到院子里，落在房檐上、瓦片上、石头上。

蜻蜓很狡猾，忽高忽低，忽左忽右，逗得我们一通乱跳，手伸得老长也够不着。想徒手抓住蜻蜓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于是，我跑到屋檐下，抄起叉头扫把，缩着脖子，猫着腰，弯着腿，蹑手蹑脚地走近蜻蜓，用扇形的竹枝对着它。等蜻蜓落脚站稳自我感觉安全时，我猛地把叉头扫把往前一推，一下子把它按住。蜻蜓在竹枝下扑扇着翅膀，发出“噗噗”的声响，拼命地挣扎。

我紧紧地按住叉头扫把的木柄，一点也不敢抖动，稍稍偏离一点，聪明的蜻蜓就会从缝隙中逃跑。一个小伙伴一手捏着蜻蜓的翅膀，另一手小心翼翼地把压在蜻蜓身上的竹枝拨开。终于把蜻蜓捉住了，再用一根彩线套在它蜷曲的尾巴上。蜻蜓扇动翅膀往空中飞，我们握着彩线把它拉回来。它飞，我拉，它又飞，我又拉，乐此不疲，像放真正的蜻蜓风筝。

玩够了蜻蜓，就解开彩线把它放走。那时的我们精力旺盛得很，几个小孩在屋檐下坐成一排，晃动着脚丫子，仰着脑袋想：放走了蜻蜓，又玩什么好呢？

不知是谁提议坐“土飞机”，我们就打起了叉头扫把的主意。我抓住叉头扫把的木柄，另一个小伙伴蹲下身子，坐在竹枝上，双手紧紧抓住木柄的底端。喊了一声“起飞了”，我拖着扫把柄在前面边退边跑。坐在竹枝上的小伙伴欢快地喊“快点，再快点”。我索性转过身子，一只手拖着木柄，撒开脚丫子加速跑了起来。几圈跑下来，我便累得筋疲力尽。然后，双方交换位置，她拉我坐，我们玩得满头大汗，不亦乐乎。

有时候转弯太急，坐在竹枝上的人会侧翻倒地。手掌呀，胳膊呀，划出口子，蹭破了皮，也不敢跟大人说。在屋檐下撕一张白色的蜘蛛网，贴在伤口上；或摘下坝子边的苦蒿，在嘴里嚼吧嚼吧，敷在伤口上；或干脆吐口唾沫，抹在伤口上。继续喊着“起飞啰，再快点”。

那时的我们真抗摔。摔痛了也绝不会哭爹喊娘，只有一种情况除外，那就是没坐成“土飞机”的小伙伴，一定会哭鼻子。

记得有一次，院子里的叉头扫把被我们玩得光秃秃的，竹枝越来越少，坐在上面，屁股就像被火烧一样火辣辣地疼。小念家门口有一把新的叉头扫把，木柄光滑，扇形的竹枝阔大茂密，浑身散发着贵族般的气质。我们缠着小念借扫把，小念死活不借，说她妈妈让她别给我们玩坏了。

于是，我们就不理她，就着光秃秃的扫把一样玩得乐呵。她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，新扫把的木柄垂头丧气地耷拉在她膝盖上。她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我们玩“土飞机”游戏。后来，她终于忍不住了，跟着我们跑了七七四十九圈，也没能坐成我们的“土飞机”。最后，她实在跑不动了，嘟着嘴，蹲在地上“哇”的一声大哭起来。直到她将那把新扫把贡献出来，我们才让她加入到游戏之中。

叉头扫把还可以用来表演杂技。把叉头朝上，木柄朝下，用手指或者掌心托住，不让扫把掉下来，谁坚持的时间越久谁就获胜。

傍晚时分，吃过晚饭的小伙伴人手一把叉头扫把，齐聚在院坝中间，玩起了杂技表演。叉头扫把上重下轻，在空中摇摇晃晃，人站在底下窜来窜去，像喝醉了酒一样。大人们坐在院坝边上纳凉，摆谈着当天的见闻和地里的收成，手里的香烟若明若暗。寥寥轻烟氤氲了我们童年的时光。

有一年农忙季节，我带着儿子到父母家帮忙。兴之所至，我拿起叉头扫把，倒立托在掌心，玩起了杂耍。儿子看呆了，说：“还可以这样玩？”我说：“那当然，这是我小时候玩过的玩具。”叉头扫把不仅是农活的帮衬，还承载着我的童年时光。有些事似乎已经过去很久，以为已经忘了，当它再次出现时，快乐就会像泉水一样汩汩地往外冒。

□陈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