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程德凯

母亲不识什么字，却认得“藕粉”二字。那时候，镇上的小卖部，玻璃柜里摆着几袋东西，她踮起脚，隔着玻璃指一指，人家便拿给她。一袋藕粉，白底红字，她拿回家，小心翼翼地剪开一个小口，倒些许在碗里，先用凉水一调，再拿开水一冲，便成了半碗莹莹的半透明的东西。她端着碗，用筷子缓缓搅着，热气蒸着她的脸，脸是瘦瘦的，颧骨高高的，眼睛却亮亮地望着我：“快喝，喝了去上学。”那碗藕粉，稠稠的，滑滑的，带着一点甜味，我几口就喝完了，抬起头来，她还看着我，碗底剩下的一点，她兑了些开水，自己喝了。我后来才晓得，那一袋藕粉，她要卖多少针线才换得来。

说起针头线脑，母亲的小生意当真小得很。一个小木匣子，分了几格，针是针，线是线，还有顶针、纽扣、松紧带，杂七杂八的。逢赶集的日子，她早早地起床，背着木匣子走七八里路赶到镇上，在街角寻个地方，把一块塑料布铺在地上，打开木匣子，那些小东西便整整齐齐地摆出来了。她坐在一个小马扎上，等着人来买。一根针，两分钱；一轴线，五分钱。有时人家拿来衣裳，要配个颜色的线，她便眯着眼睛，在光线底下比来比去，非要配得一模一样不可。这样的小生意，一天也挣不了几毛钱，她却做得很认真，仿佛那些针头线脑是什么了不起的物件。收摊的时候，她把钱一张张地捋平，硬币数好，用手绢包了，放在贴身的口袋里，拍一拍，才放心地回家。

我进城读高中那年，母亲做了一件让邻里议论的事。她请木匠给我打了一口红木箱子，说是红木，其实是寻常木头刷了红漆罢了。但那漆刷得极亮，在太阳底下一照，红艳艳的，像一团火。箱子做好后，母亲把里里外外擦了一遍，又拿干布细细地揩过。她把箱子放在堂屋当中，揭开盖子，一股木香味儿便扑面而来。她站在箱子前，把自己做的两床棉被叠得方方正正放进去，又把我的几件换洗衣裳叠好放进去，再把一瓶豆瓣酱、一罐咸菜、一包水果糖都放进去，看了看，又拿出来，重新摆过，直到摆得齐齐整整。那箱子沉得很，我一个人搬不动，是找过路的货车拉到城里，舅舅又一步步地背上三楼的。这些年，我搬了好多次家，这口箱子跟着我从城里到乡下，又从乡下到城里，漆也磕掉了，我却始终舍不得丢。有时候半夜醒来，月光照在箱子上，恍惚觉得母亲还在灯下收拾什么，像是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外头。

参工报到的头一天，我天不亮就醒了。母亲已起床，在灶屋里忙活，灶火映着她的脸，忽明忽暗的。吃罢早饭，她送我到村口，站在那里，风吹着她的头发，她用手拢了拢，说：“你等等，我叫你三叔陪你走一段。”从我们家到公路，有五六里山路，窄得很，一边是山，一边是沟，有的地方连架子车都过不去。刚下过雨，路很滑，三叔走在前头，我走在后头，母亲也跟着送了一程又一程。“行了，妈，你回去吧。”“再送送，再送送。”她一直送到不能再送了，才站在路边，看着我们走远。我走了很远，回过头看，她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一个小小的影子，就像一棵种在路边的树。

那一年，我刚升职，母亲就病了。病来得急，她走得也快，前后不过十来天。她走的时候，什么话都没有留下，就安安静静地走了。我们清点母亲的遗物时，在一个旧手绢包里发现了一沓钱。有十块的，有五块的，有毛票，有硬币，一张张纸币叠得整整齐齐，每张票面上的折痕都清晰可见。一分两分五分的硬币用红纸裹成一根根小圆柱。三个人数了半夜才数清，共有三万二千元。那是母亲卖了多少针头线脑，省了多少个日日夜夜，才积攒下来的。她把每一分钱都看得很重，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，舍不得用，却把这三万二千元留给了我们。

母亲在世的时候，常常对我说些朴素的话。她说：“人要多努力，力气用完了睡一觉就回来了。”她说：“跟人相处，要吃得亏才打得堆。”她说：“走正路，不要害人。”这些话，她说过无数遍，听得我耳朵都起茧子了。那时候，我年轻，听不进去，只觉得她啰嗦。如今，她不说了，这些话却一句句地在我脑海里响起，像种子一样，在我经历了许多世事之后，才慢慢地发芽、开花。

这些年，我走过一些地方，见过一些人，也吃过一些苦，受过一些累。每当我遇到难处，想起母亲，想起那一碗藕粉，那一口红木箱子，那一个站在路边不肯回家的影子，心里就生出些力气来。我常常想，母亲这辈子，到底给我们留了什么？是那三万二千块钱吗？是那口红木箱子吗？是一碗藕粉的甜吗？都是，又都不是。

窗外的雨还在下，我走到窗前，雨水顺着玻璃往下流，世界变得模糊，什么都看不清。忽然想起母亲常说的一句话：“做人要像水一样，能流就流，不能流就渗，总要往前走的。”这句话她说了很多遍，我从来都没在意过。此刻，在异乡的雨夜里，这句话却清清楚楚地在我耳边响起，好像她就在我的身边说着，声音不大，却一字一句地落在我的心上。母亲，你的话，我都记着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