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郭发仔

我没见过“绿萝”，对她的熟悉，是因为喜好文学的她闲暇之余喜欢在副刊群里絮絮叨叨。话题的中心只有一个，她带的那些孩子。

她是一位山村小学教师，而她却是城镇人。我曾问她为何不想办法调离，她呵呵一笑：“这里挺好呀！”旋即，发出几张照片——长着枯黄茅草的山坡，水草迷离的小河，还有山间田野里收割后疯长的草蔓。她所在的学校，究竟是什么样子，没有拍出来。不知是她刻意避讳，还是无意疏忽，也许一个地方在心里待久了，就成了身体的秘密。照片的角落流露出蛛丝马迹，两根白皙的手指伸出，清晰的螺纹固执地打着圈，像一位走不出梦境的人。从皮肤的光泽和亮度，我估摸着，“绿萝”应该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教师。

其实，我留意“绿萝”，是因为乡村教师的经历与她产生了细微的共振。山丘自然散布，村舍毫无章法，只有一道长满青苔、似乎一阵北风就会倒的围墙，将学校的尊严与周围的杂乱区分开来。我总觉得乡村教师是无味的，灯下琢磨半天的内容，到了课堂便如同操控一台冰冷的机器，只有屋檐下那根沉重的褐色铁条被迟钝地敲响，那些娃儿便活泛起来，成了活水里的一群鱼。

“绿萝”不一样，她很享受在乡间的感觉。经常去山野看花看草，采集时令野果，仿佛那里的一草一木都住着会思考的灵魂，每一次出去转悠，都能让精神免费得到补能。“绿萝”对乡村是认真的，几乎每一种花草都能说出名字，还知道用途，熟稔得像背一本通俗版的《本草纲目》。一个对生活充满爱的人，每一天都星光灿烂，她将这种爱的边界延展到工作中。她的办公桌是发黄的漆面，老旧得多处开裂，但绝不缺少生活的色彩：或一束野玫瑰，或一株山茶花，隔段时间又会是一盆殷红的指甲花。她看着这些花草，就像铭记一种使命，生怕自己一时大意忘了某种根本。她发动学生，让大家在司空见惯的乡间生活里发现另一种生活。教室的窗台上，门外的走廊上，她搬来很多花草，引导学生一朵朵欣赏，一天天观察，让他们暂时抛弃心中的郁垒，在玩耍中正心定神。那些一脸童真和稚气的娃儿，时常会因为一个花骨朵儿绽放而欣喜若狂，也会因为花谢时飘落的花瓣黯然神伤。花草的枯荣飞谢、时令的阴晴圆缺，“绿萝”都会和学生同悲欢。

她把这群来自不同家庭的乡村娃儿，当作自己的子女。这些娃儿大多是留守儿童，由爷爷或奶奶带着，除了刻板的一日三餐，对学习是不管不问的，有的娃儿甚至野得出格。“绿萝”放心不下，会将他们留下来辅导作业，或者直接去学生家里督促，然后叮嘱老人要如何监督孩子完成当天的作业。一位在外当包工头的家长，听到“绿萝”反映孩子上课不听讲，作业不按时完成，竟然说道，莫管他，只要他不犯罪就行。那一刻，“绿萝”的心在剧烈地颤抖。她意识到，作为一位乡村基础教育工作者，肩上的担子重如泰山。

有个娃娃很懂事，学习也很刻苦，不过总是一副饥肠辘辘的样子，很瘦，仿佛一株营养不良的稻子，一阵夜风或一场持久的雨，就会让她腰杆一软瘫倒下去。她是一个有爹有娘的孤儿。爸爸坐牢后，妈妈和别人好上了，等到爸爸出狱，妈妈就跑了。爸爸嫌她是多余的，妈妈也早忘了这个身上掉下来的骨肉。讲起她的身世，“绿萝”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，只是一个劲地擦泪。时常将自己的饭食匀点出来，给小女孩加餐，还经常给她买各种零食。“绿萝”知道，也许她的能力有限，能帮多少算多少，但眼前这个女娃的遭遇，无疑是扎在她心尖上的一根银针。

“绿萝”在微信群聊天的内容，全是她班上那些孩子的孤苦经历。小学所在的穷乡僻壤，大人们都去山外大城市打工，寻找生活的出口，小孩便成了缺少依靠和关心的野草。“绿萝”从不嫌弃这些个性极强的娃娃，走进他们的心里，希望用自己的微光，照亮每一个暗淡的世界。有个孩子怯怯地问“绿萝”：“你能做我妈妈吗？”“绿萝”没有回答，泪水不自觉地滚落下来。她知道，她的力量微乎其微，纤细的肩膀也扛不起这个千钧之重的无形重担。她只祈愿，每个孩子都能挺住这世间无情的风雨，像山坡上自由生长的藤蔓。“绿萝”讲这些事情的时候，群里所有人都会停下其他话题，静静地听着，偶尔应和一声，生怕自己一不小心的惊扰，吹熄了摇曳的灯光。

“绿萝”几乎天天都在经历这些事，如同一个即将愈合的伤口，瞬间又要被重新撕裂。但“绿萝”始终坚毅乐观，认真备课，不时分享乡间的薯皮、花生、腊肉，还有学生写得工整的作业。我总觉得，她就是在大地上随意生长的一株绿萝——生命力顽强，在逆境中保持坚韧与善良。